新文化史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史家陈蕴茜学述

发布时间:2022-08-02编辑:admin浏览:

  2020年7月22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陈蕴茜因病逝世。陈蕴茜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国内较早倡导和践行新文化史的学者之一,在历史记忆、城市空间、性别研究等领域颇多建树。

  今天是陈蕴茜教授去世两周年,我们特转发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同仁撰写的陈蕴茜教授学述,以慰逝者,以飨读者。

  人生是一场旅行,史学研究则是特殊的知识和思想旅行。温婉如玉的历史学者陈蕴茜,在人世间只停留了短短55年,却走过了一段光彩夺目的史学之旅。

  陈蕴茜1983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读完本科、硕士,1990年毕业后留系任教。1989年,还是二年级硕士生的陈蕴茜和导师方之光教授合作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题目是《太平天国与粮食问题》,为长期偏重政治、军事问题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注入了一丝清新的空气。1991年,她首次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文章,主题是龚自珍的社会变革思想。

  留校任教的最初十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陈蕴茜参与了不少集体性的研究项目,为此倾注了大量精力。她参与后来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指导教师崔之清教授主持的4卷本《太平天国战争全史》,联合主编该书第四卷,并承担了20万字的写作任务。张宪文教授主编的《金陵大学史》,她也承担其中一章6万字的写作。她还与崔之清教授联合主编2卷本《学林新篇》,纳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中国典籍精华丛书”。为迎接香港、澳门回归,陈蕴茜在多年授课的基础上,独立编著《港澳概论》一书,在澳门回归前夕公开出版。

  与此同时,陈蕴茜也开始摸索自己的学术道路。1996-1997年,她接连发表四篇文章,讨论从戊戌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转型问题,提出了一些在当时颇有新意的看法。比如她认为,清末教育制度由传统向近代的过渡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所受教育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分化为不同的群体;社会心理对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产生了“促进-阻碍”的双重效应,等等。

  1997-1998年,她在《近代史研究》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对民国时期城市婚姻和家庭制度变迁进行深入探讨,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齐春风教授当时还是南大历史系博士生,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记得这两篇文章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

  进入21世纪后,陈蕴茜的史学研究逐渐进入新的境界。变化的契机有二:一是1999年开始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促使她努力开拓个人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二是2001-2003年在哈佛大学及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访学,帮助她找到了以新文化史探索民国社会政治变迁的新路径。

  2001年,陈蕴茜以南京大学副教授、在职博士生的身份入选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员(visiting fellow)项目,赴波士顿进行为期一年半的访问研修。访学期间,她得到合作导师柯伟林(William Kirby)及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孔飞力(Philip Kuhn)等知名学者的指导,修读了人类学系华琛(James Watson)、何永生(Engseng Ho)、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等教授的课程,并和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同届访问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这一段学术经历,从两个方面改变了陈蕴茜学术研究的方向和特色。一是国际化视野。哈佛期间,她养成了广泛阅读英文文献的习惯,极力克服彼时部分国内学者闭目塞听、自说自话的缺点,有意识地与海外学者交流对话,预流国际学术前沿。正因如此,她后来发表的许多论著不仅在国内学界产生很大反响,也得到国外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和认可。二是跨学科意识。也是在哈佛期间,她了解到在西方学界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并对文化人类学尤其是象征、符号、仪式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开始了将文化人类学概念和理论融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学界倡导和践行新文化史的努力。

  在新的学术视野和理念之下,陈蕴茜的史学研究渐入佳境。一方面潜心研究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符号和孙中山崇拜,撰写和完善博士学位论文;一方面在新文化史的学术观照下,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城市空间、大众文化、历史记忆等问题。新世纪的最初十年里,她在《开放时代》《学术月刊》《史林》《江海学刊》《江苏社会科学》《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有新意、有分量的文章,从公共设施与知识生产、住宅建设与社会分层、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冲突等不同角度,对近代中国的公园、公墓、剧场以及整体城市空间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并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空间维度对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意义。

  这些成果题材新颖,眼光独到,既凝聚着扎实的资料功夫,又具有自觉的理论色彩,体现了鲜明的史学创新意识,得到相关领域学者的一致好评和广泛征引。城市史、社会史、文化史甚至建筑学、旅游学等领域的许多学者,都从她的研究中获益。

  这些研究与当时孙江、王笛等人正在提倡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相呼应。现任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王笛教授回忆,自己就是在15年前和同仁一道主编《新社会史》丛书时认识陈蕴茜的,丛书第3辑《时间·空间·书写》收入她的文章《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为集子增色不少”。

  陈蕴茜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补完善而成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从1999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起,到2009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付梓出版,这部著作真正是“十年磨一剑”的产物。陈蕴茜著,《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论文选题确定后,孙中山符号研究就成了陈蕴茜生活的重心。她“沉醉于搜集资料、发现问题的愉悦之中,以至于搜集资料上瘾”,“中山”二字时时伴随她的学习和生活,“每到一地,就去找孙中山相关资料,去寻孙中山纪念物,每发现一座中山公园、一条中山路都如获至宝”。“中山”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于陈蕴茜则是“二十年治学生涯中最重要的学术符号”。

  孙中山研究无疑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显学”,百余年间,中外学界关于孙中山生平与思想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在悠久而厚重的学术传统之下,研究者要想摆脱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谓“影响的焦虑”,写出一部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孙中山研究专著,洵非易事。陈蕴茜的这部著作,一改以往政治史研究的本质主义视角,采用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将政治史与文化史、社会史,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相结合,加上娴熟的史料爬梳功夫,不仅成为孙中山研究领域别开生面的力作,也为大陆的政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案例。该书以九章、60余万言的篇幅,着力探讨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孙中山崇拜的形成与发展,解析为塑造、推展孙中山崇拜所运用的形式和手法,透视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复杂多元的互动关系。透过孙中山崇拜研究,该书揭示了权力技术的多样性、灵活性与控制性,以及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如何进行现代性建构并发挥其控制社会的功能,从而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复杂面相。

  功夫不负有心人。前沿的选题、开阔的视野、独到的眼光、得当的方法,加之“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毯式搜索”而来的翔实而系统的资料支撑,使这部著作甫一问世便引发中外学界的关注和赞誉,《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等中英文学术刊物,乃至《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等报刊,纷纷刊发书评和书介,一时间好评如潮。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书采用了新文化史和文化人类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却并未生搬硬套,而是在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大量搜集和认真考订的基础上立论,因而能够言之成理、言之有据。著名学者李天纲在书评中写道:“作者并不放弃历史学的基本功,费了大量时间在档案、报刊、杂志、方志、笔记、文集、回忆录中查考有关文献和传说。本书在主题和主旨上,表现了作者对‘后现代’和‘新历史’的关切。然而,全书的学术根底和写作风格,却完全是历史学传统的笃实考证。”

  学界同仁谈到陈蕴茜的这部代表作,除了赞叹其视角之新颖、构思之精巧、资料之翔实、论证之严密,并誉为中国新文化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往往还会加上一句话:这本书,在学术史上是会留下来的。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得到这样朴实而崇高的评价,此生足矣。

  2009年《崇拜与记忆》一书出版,标志着陈蕴茜关于孙中山符号的研究暂时告一段落。

  这一年,在日本任教十年的孙江开始筹划回归母校。结合陈蕴茜及其他同仁已有的研究基础,孙江设想以记忆研究作为未来若干年的团队工作重点。大家反复讨论,确定以“南京: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作为大型跨学科研究项目的主题,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和工作方案,包括外文成果翻译、本土案例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等等。当时,陈蕴茜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担任为期一年的驻院学者。在院长周宪教授支持下,高研院成立了“公共记忆研究中心”,由陈蕴茜担任中心主任。2010年9月,南京大学与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联合举办“中日视野下的东亚知识体系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由记忆研究团队承办,记忆研究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主题之一。2014年12月,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成立,两年后更名为学衡研究院,学术重心之一仍然是记忆研究(另一个是概念史研究)。

  自南大记忆研究跨学科团队创建伊始,陈蕴茜一直是核心成员,在沟通、协调和组织开展各项工作上付出了大量精力。2013年,孙江领衔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陈蕴茜从选题到申报的各个环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承担子课题的研究工作。她担任《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副主编,在组织翻译国外记忆研究成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2015年,诺拉《记忆之场》中文选译本出版。2017年,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中译本面世。这些成果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对国内记忆研究不无推动之功。学衡研究院在记忆研究方面的其他重要工作,如《记忆之场》全本翻译、《文化记忆研究指南》中译等,也都凝聚着她的心血。

  与此同时,陈蕴茜本人也在记忆研究领域继续耕耘。她参与华中师范大学罗福惠教授、朱英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阐释”,承担其子课题的研究工作,和学生王楠等人合作撰写《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百年记忆》一书,收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于2011年辛亥百年之际正式出版,后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陈蕴茜后期的记忆研究,尤以长文《山歌如火:〈刘三姐〉的性别意识与阶级抗争》最为经典。文章以电影《刘三姐》的开场作为起笔,从不同文本的叙述策略入手,细致梳理了“刘三姐”如何从民间传说,逐步演变为广西彩调剧、歌舞剧,最后被拍成电影、广为人知的过程,考察了1950年代大众文艺政策指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如何通过收编、改编、重述刘三姐传说,来展现性别反抗与阶级斗争。她认为,“刘三姐”传说的演变历程是大众文艺政策付诸实践的经典体现,也是后来样板戏模式的前奏。这是一个唤起民众的社会等级差异记忆,进而将其同质化为集体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记忆的过程,也是将地方性收编、融汇于国家性的过程,它使一个地方性、边缘性的民间传说成为一部宣传阶级斗争的文艺经典,最后又超越地方性而成为代表中国的经典。文章的结尾也颇有诗意:“这个经典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唱着山歌、撑着竹筏、踏着漓江山水而来的美丽刘三姐印象……”这篇文章2010年发表于黄东兰主编的《新史学》集刊第四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后来又被翻译成英文,刊载于英文学术杂志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此文发表后,本就有一幅美妙嗓音的陈蕴茜,也在同行和朋友中得了一个“刘三姐”的雅号。陈蕴茜的记忆研究经典文章《山歌如火:〈刘三姐〉的性别意识与阶级抗争》发表于《新史学》集刊第四卷

  陈蕴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还尝试将记忆研究与性别研究这两个跨学科领域结合起来,打开一块学术新天地。2013年2月,她和南京大学记忆研究团队前往日本长崎大学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主题是李香君形象与近代记忆变迁。可惜,这次会议之后不久,她便身染重疾,一年间动了两次大手术。她的好友和兄长孙江感叹道:“如果不是病魔,该会写出多少与自己身材不相称的厚重著作。”人力难以胜天,憾哉!

  一位学者,他/她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学术生命却会代代传承。陈蕴茜教授英年早逝,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但她的著作会留在人类知识宝库中,她的学生会将她未竟的学术事业发扬光大。

  三十年来,陈蕴茜在培养学生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她带学生,www.002997.com,都是手把手地指导他们查找资料、设计构思、组织运用材料,反反复复逐字逐句审读修改学生的文稿。在承担集体性的记忆研究项目过程中,也吸收研究生参与,“师傅”带着“徒弟”边学边干,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陈蕴茜的倾心引导下,一些学生也走上了记忆研究之路。她的学生王楠在硕士阶段就写出了关于秋瑾记忆的精彩论文,发表在孙江主编的《新史学》集刊第八卷《历史与记忆》上;读博士期间研究南京大屠杀记忆,学位论文《作为表象的事件——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政治(1982-2014)》提出许多创见,现已成为该领域的前沿学者。另一名学生黎心竹,从记忆视角研究南京白局、十五贯、白蛇传等民间文艺的传承和变迁,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学术新人,博士论文《动物与灵异: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善恶主题及其现代改造》得到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另一些学生则从记忆研究转向概念史研究,如硕士生郑雪君的学位论文《“基督抹杀论”的谱系——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的底本与中译本之比较》,已初窥概念史门径,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陈蕴茜既坚实厚重、又有新意和灵性的史学研究风格,可谓后继有人。

  陈蕴茜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三十年,在同事、同行、朋友和学生当中,她的“好人”形象有口皆碑。她治学勤谨、精益求精,以开创性的论著,引领了新世纪以来国内新文化史研究的潮流。她诚恳友善、热心助人,脸上总是带着微笑,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温馨的气氛。最近七年备受病痛折磨,但她一直以微笑出现在大家面前,对学生和后辈的关爱一如既往,对学术的执着认真始终如一。这样一位可亲、可敬、可爱的学者盛年离去,实在令人痛惜。

  天地悠悠,山高水长,陈蕴茜教授的学术功德,连同她善良真诚的微笑,都已成为恒久历史的一部分。

导航栏

         织梦CMS官方          DedeCMS维基手册          织梦技术论坛

Power by DedeCms